前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后的李德
“群龙德首自腾翔”
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政治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到临时中央在军事向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的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明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还注意把推行“左”倾错误的头头同仅仅执行过这一错误的人严格区别对待。在遵义会议上，他只集中批判博古和李德，对别的同志则采取耐心的说服帮助，争取他们转变立场。毛泽东同志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和处理方法，也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原因。
正由于这样，原来曾经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的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在遵义会议这一历史转折关头，都转而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同志。毛泽东同志曾说，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同志投的是“关键的一票”。又说，他是第一个从王明的教条小宗派中脱离出来的。周恩来同志也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是有功的。张闻天同志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直到十年以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还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品质。
早在一九二五年，我曾与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同船赴苏，同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原来的底子都比较厚，受过相当的高等教育。但是他们到中大以后，学习仍然异常刻苦，连课外文体活动都很少参加，很快掌握了俄文。一年后他们就在学校担任姗译，后来还迸了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博古同志晚我们一年到中山大学，他比较活跃如果说王稼祥、张闻天同志有学者风度，博古同志则有政治活动家的气派。他到校后，到处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学习也很好。这些同志虽然一度参与过王明等人的小宗派，博古同志在临时中央时期的错误又比较严重，但是他们的为人是正直的，对革命的忠诚和个人品质是应该肯定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做出了贡献因此，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仍然应该有他们适当的位置。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巧妙地甩开了敌人，跳出了重围，寂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写下了长征史上最为光彩神奇的篇章。我们许多参加过这个战役的同志，至今谈起来还眉飞色舞，赞叹不绝.
朱德同志有首纪念遵义会议的诗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确确实实如此。遵义会议后，正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我们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井镶炼了党和红军的基本骨子，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地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这一切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遵义会议的深远意义。
会议以后，李德无职无权了。开始一段时间，我还同他在一起随一军团行动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去三军团工作，他又随同总部行动了。长征的后期，我还遇见李德几次。过草地张国焘搞分裂时，有一回原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同毛泽东等同志争吵，要拉人随张国焘南下，我见李德也在场。据说他当时也是反对南下的，不过他未必是出于拥护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而是希望尽快北上，好靠近苏联，重新接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李德曾帮助训练过骑兵。一九三六年十月，斯诺到保安访向过他，李德对于遵义会议对他的批判并撤销他军事顾问职权，仍然是一肚子牢骚。那时，中央分配李德到红军大学讲战役学，我曾被临时派去为他当翻译。开始我不乐意去，对周恩来同志说:“我宁可当伙夫，马夫，也不给李德作翻译了。”经过周恩来同志反复劝说，我才同李德又共了一段事。
一九三九年夏，我党送李德自延安经兰州返回苏联。那时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任处长，负责接送并具体安排他回苏联。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我党中央先同国民党交涉好，他乘周恩来同志到苏联治病的飞机同机赴苏。
·李德在一九三二年来我国，当时才三十多岁，在我国活动六年多，其中我同他共事就近两年，亲眼看到过他最神气和最失意时的样子。现在要同他正式分手了，本应该相互作些表示，但是他的情绪十分消沉。同他作最后告别时，我对他说:“祝你回苏联后走好运，一切顺利。”他只是苦笑而已。据说他回苏联以后，斯大林批评了他，并分配他到出版单位搞搞翻译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被送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度担任过民主德国文化方面的领导职务，还曾出版过一本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回忆录，书名叫《中国记事》。书中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继续坚持并宜扬他的“左”倾教条主义，反对我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竭力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对我们来说，这倒是一本难得的反面教材，可见他至死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遵义会议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向题的决议》中指出，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作为亲身经历这一转折的老战士，每当回忆起这次会议，总是自然地深深怀念毛泽东同志。遵义会议以前，王明等人脱离群众、远离实际，只会搬用书本和外国的经验，甚至倚仗外人来领导中国革命。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和斗争特点，却以“太上皇”自居，凭着洋本本、死框框瞎指挥，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结果把我国的革命几乎引入绝境。正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追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使我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着遵义会议胜利的成果我们回忆遵义会议，正是要铭记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党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这一伟大真理。他的光辉革命实践和他在中国革命危难时的伟大历史功勋，是永垂史册的。